據《人民日報》報道，近日，有記者目睹一輛裝載幾十名學生的無牌黃色校車，在行駛途中，司機邊開車邊打手機。在縣城邊兩個居民小區，校車停下，陸續有學生下車。該校車行駛在一個路口時，司機竟然闖紅燈一路狂奔。無牌照、打手機、闖紅燈、一路狂奔，校車如此違法違規居然暢通無阻，不知其安全如何保障。

　　今年12月2日是國務院批準設立的第四個“全國交通安全日”。據媒體報道，中國每年約1萬名兒童死于道路交通事故。交通傷害已成為我國0-17歲兒童傷害致死的“第一殺器”。以如此嚴重的后果為依據，用“交通事故猛于虎”來形容并不為過。

　　“瘋狂的校車”導致安全事故頻發，引發了“我們的校車怎么了”的大討論，也催生了校車安全標準的出臺。而校車事故頻發的直接原因，無非是車輛超載、質量不合格、駕駛人員無資質等。不過，從根本上講還是安全意識不強所致。這種意識有多個維度。除了各級政府主管部門，還有駕乘人員、社會公眾、學生家長，如果任何一個環節發揮作用，都不會出現“瘋狂的校車”。

　　從家長角度來說，如果有安全的考慮，并具有基本的安全常識，那么對無證或超載的行為，家長就會拒絕或舉報，讓不法車主和違法違規行為無處藏身。但若遷就縱容而不是嚴格要求，那么結果則完全不同。在國外，政府行為也好，市場行為也罷，之所以能嚴守底線而不敢“越雷池半步”，跟公眾強烈的權利意識和維權能力密不可分。一旦出現危及自身權利或公共安全的現象，他們就會采取一切辦法進行維護，甚至不惜付出巨大的代價。

　　從社會角度來說，校車關系每個家庭的切身利益，誰都不能置身于外。公共責任建立在公共意識之上，若是遵照“交通安全，人人有責”的底線原則，每個人都不能當旁觀者。校車營運者除了遵守基本的安全規則，把學生的生命和健康放在首位，也要充當“吹哨人”，發現校車違法違規的行為，敢于和善于站出來伸張正義，將安全隱患消除在萌芽狀態。可以想象的是，當整個社會都關注并致力于校車安全，就必然會整合各種資源，繼而實現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讓校車安全問題在短時間內得到根本性的解決。此外，作為社會力量極為重要的一環，新聞媒體應當發揮好宣傳導向的作用，為凝聚社會共識、提升群體意識充當守望者的角色。

　　提高校車司機的安全責任意識，具有直接和現實的意義。校車司機對交通安全承擔最直接的責任，其安全意識強并遵守交通規則，就會規范自身的行為，并有效防范風險，反之則會導致“校車的瘋狂”。為有效提高和增加校車司機的安全責任意識，除了嚴格審查，把好“準入關”，還應定期培訓，以增強其“意識關”。同時，還要通過嚴格的考核，以強化其“責任關”，讓校車司機知曉安全常識，恪守安全規則，以增強行為的自律性。

　　此外，還要切實增強政府部門的公共安全意識，并將其轉化為自覺落實的行動。一直以來，面對事故高發的校車安全，我們總習慣拿車說事。當《校車安全管理條例》出臺后，這一切似乎不再是難題。然而，“瘋狂的校車”以事實說明，校車管理并非盡善盡美，或者因經費不足沒有配備校車，或因投入不夠沒錢招聘專職司機。然而，現在校車有了，司機也有了，卻少了管理，以至于發生了一起又一起安全事件。

　　校車安全從來都不僅是車還是人的問題，內部管理、公眾監督、外部約束和執法監督等環節，只要有一處發揮作用，都可以剎住“瘋狂的校車”：沒有校車，總能管住超載;管不住超載，總可以規范駕駛;管不住駕駛行為，總可以發現“校車的瘋狂”……當事故發生后，暴露的是相關人員公共安全意識極其淡薄。

　　校車安全隱患不能再被漠視。當務之急是正視“瘋狂的校車”背后的責任缺失，從提高公共安全意識入手，在公共管理部門的主導下，形成齊抓共管、群策群力的共治格局，還孩子們一個不受傷害的成長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