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以來，湖南岳陽推行“校車管理模式”。此模式規定，岳陽中心城區成立兩家校車服務公司，各學校、幼兒園必須簽訂協議將車輛過戶到這兩家公司，否則校車不能通過年檢，不享受財政補貼，不發放校車“準運證”和校車專用標識標牌。

　　央視網(記者曹曉波 報道)兩輛黃色的校車停靠在湖南省岳陽市東方幼兒園的門口，接滿放學的孩子后駛入車流中。光鮮奪目的外表卻難掩其身份的尷尬，園長黃敏坦承：“嚴格來說，這是兩輛‘黑校車’!”

　　校車淪為“非法車輛”，源于2013年6月以來岳陽當地推行的“校車管理模式”。此模式規定，岳陽中心城區成立兩家校車服務公司，各學校、幼兒園必須簽訂協議將車輛過戶到這兩家公司，否則校車不能通過年檢，不享受財政補貼，不發放校車“準運證”和校車專用標識標牌。在長時間抵制無果后，大部分幼兒園被迫就范。

　　目前，全國各地對校車運營模式的探索也進入了白熱化階段。國務院《校車安全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校車條例”)中提到了“義務教育階段”校車，而在現實中，幼兒園校車卻占了大多數。對此，曾參與“校車條例”立法論證的三位專家——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長王敬波、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袁桂林，以及湖南省委黨校教授王學杰接受了央視網記者采訪。他們認為，本次“校車事件”背后是地方政府單向度管理與幼兒園生源爭奪之間的沖突。

　　王敬波認為，現行“校車條例”重點是“怎么保障安全”，對“怎么管理校車”沒有很具體的規定。校車管理應遵循模式多樣化，因地制宜，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但不管是哪種模式，都要在法律的框架下活動，這樣才會有生命力。

　　走投無路的過戶

　　3月28日，一輛校車行駛在岳陽街頭。(央視網記者曹曉波 攝)

　　3月28日，時值中午，在岳陽市經濟技術開發區飛虹幼兒園內，一群孩子手拉手歡快地奔跳著。孩子們并不知道，一段時間以來，他們每天乘坐的校車已成為園長張芳的心病。

　　張芳在幾年間以幼兒園的名義購置了3臺校車，并辦妥了上牌手續，可以正常接送孩子們。為了安全起見，她還專門配備了全職司機。

　　去年7月，各幼兒園園長被通知到區教育局開會。會上要求將校車過戶，進行公司化管理。“當時沒有人愿意簽合同。”張芳說，“我們覺得政府可以管理校車，但非要過戶不可嗎?”

　　會上，有人提出質疑：“既然是校車公司，就會以盈利為目的。如果校車被過戶到公司名下，公司一旦虧本，以校車抵押貸款甚至變賣，而幼兒園又不知情，則會產生巨大的糾紛。”

　　同時，園長們向教育局索要政策的依據及“紅頭文件”，均被告知“沒有”，并命令“按照開會傳達的要求辦”。

　　張芳請律師查看了校車管理合同，律師表示：“這是‘霸王條款’不能簽字。合同約定車輛過戶至校車服務公司，車輛使用權、收益權還歸幼兒園所有。但幼兒園要承擔車輛使用產生后果的一切責任，校車公司只履行協助義務。”

　　“這意味著我們自己出錢買的校車，卻平白無故多了個‘婆婆’來管，并且還要把資產轉移給‘婆婆’。”月亮灣幼兒園園長蘇青表示。

　　據了解，岳陽市中心城區成立的這兩家校車服務公司分別為“宏運校車服務公司”和“和順校車服務公司”(以下簡稱“宏運公司”、“和順公司”)，它們都由民營的客運公司承辦。宏運公司承擔岳陽樓區、南湖風景區和云溪區校車統一管理工作，和順公司則承擔岳陽市經濟開發區的校車管理工作。

　　記者調查發現，兩家校車公司收費標準不一。宏運公司以及和順公司分別向所管理的幼兒園每年收取管理費3500元和1200元，收取風險互助金1萬元和5000元。

　　張芳拖了3個月，最終還是把合同簽了。“我們有臺校車快到年檢了，不簽就沒法年檢。司機多次抱怨，沒有年檢的車不愿意開，否則駕駛證會被扣分。而且要是碰到交警，在路上查10分鐘我們誰都耽誤不起。家長們要上班，我們的生源也會受到影響，所以真的是走投無路了。”張芳說。

　　目前，宏運公司已過戶管轄區內100多輛幼兒園校車，占總數的80%;和順公司也已將轄區近60輛幼兒園校車全部納入管理。

　　深度調查：一場幼兒園校車變“黑車”的過戶之爭 發布時間：2014年04月08日 14:05 | 進入復興論壇 | 來源：央視網 | 手機看新聞

　　到這兩家公司，否則校車不能通過年檢，不享受財政補貼，不發放校車“準運證”和校車專用標識標牌。

　　央視網(記者曹曉波 報道)兩輛黃色的校車停靠在湖南省岳陽市東方幼兒園的門口，接滿放學的孩子后駛入車流中。光鮮奪目的外表卻難掩其身份的尷尬，園長黃敏坦承：“嚴格來說，這是兩輛‘黑校車’!”

　　校車淪為“非法車輛”，源于2013年6月以來岳陽當地推行的“校車管理模式”。此模式規定，岳陽中心城區成立兩家校車服務公司，各學校、幼兒園必須簽訂協議將車輛過戶到這兩家公司，否則校車不能通過年檢，不享受財政補貼，不發放校車“準運證”和校車專用標識標牌。在長時間抵制無果后，大部分幼兒園被迫就范。

　　目前，全國各地對校車運營模式的探索也進入了白熱化階段。國務院《校車安全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校車條例”)中提到了“義務教育階段”校車，而在現實中，幼兒園校車卻占了大多數。對此，曾參與“校車條例”立法論證的三位專家——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長王敬波、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袁桂林，以及湖南省委黨校教授王學杰接受了央視網記者采訪。他們認為，本次“校車事件”背后是地方政府單向度管理與幼兒園生源爭奪之間的沖突。

　　王敬波認為，現行“校車條例”重點是“怎么保障安全”，對“怎么管理校車”沒有很具體的規定。校車管理應遵循模式多樣化，因地制宜，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但不管是哪種模式，都要在法律的框架下活動，這樣才會有生命力。

　　走投無路的過戶

　　3月28日，一輛校車行駛在岳陽街頭。

　　3月28日，時值中午，在岳陽市經濟技術開發區飛虹幼兒園內，一群孩子手拉手歡快地奔跳著。孩子們并不知道，一段時間以來，他們每天乘坐的校車已成為園長張芳的心病。

　　張芳在幾年間以幼兒園的名義購置了3臺校車，并辦妥了上牌手續，可以正常接送孩子們。為了安全起見，她還專門配備了全職司機。

　　去年7月，各幼兒園園長被通知到區教育局開會。會上要求將校車過戶，進行公司化管理。“當時沒有人愿意簽合同。”張芳說，“我們覺得政府可以管理校車，但非要過戶不可嗎?”

　　會上，有人提出質疑：“既然是校車公司，就會以盈利為目的。如果校車被過戶到公司名下，公司一旦虧本，以校車抵押貸款甚至變賣，而幼兒園又不知情，則會產生巨大的糾紛。”

　　同時，園長們向教育局索要政策的依據及“紅頭文件”，均被告知“沒有”，并命令“按照開會傳達的要求辦”。

　　張芳請律師查看了校車管理合同，律師表示：“這是‘霸王條款’不能簽字。合同約定車輛過戶至校車服務公司，車輛使用權、收益權還歸幼兒園所有。但幼兒園要承擔車輛使用產生后果的一切責任，校車公司只履行協助義務。”

　　“這意味著我們自己出錢買的校車，卻平白無故多了個‘婆婆’來管，并且還要把資產轉移給‘婆婆’。”月亮灣幼兒園園長蘇青表示。

　　據了解，岳陽市中心城區成立的這兩家校車服務公司分別為“宏運校車服務公司”和“和順校車服務公司”(以下簡稱“宏運公司”、“和順公司”)，它們都由民營的客運公司承辦。宏運公司承擔岳陽樓區、南湖風景區和云溪區校車統一管理工作，和順公司則承擔岳陽市經濟開發區的校車管理工作。

　　記者調查發現，兩家校車公司收費標準不一。宏運公司以及和順公司分別向所管理的幼兒園每年收取管理費3500元和1200元，收取風險互助金1萬元和5000元。

　　張芳拖了3個月，最終還是把合同簽了。“我們有臺校車快到年檢了，不簽就沒法年檢。司機多次抱怨，沒有年檢的車不愿意開，否則駕駛證會被扣分。而且要是碰到交警，在路上查10分鐘我們誰都耽誤不起。家長們要上班，我們的生源也會受到影響，所以真的是走投無路了。”張芳說。

　　目前，宏運公司已過戶管轄區內100多輛幼兒園校車，占總數的80%;和順公司也已將轄區近60輛幼兒園校車全部納入管理。

　　被質疑的“掛靠模式”

　　2013年2月27日，交通部、人社部、中華全國總工會聯合提出要逐步取消“出租汽車企業承包掛靠制”，推進出租汽車行業“企業化經營、員工化管理”的經營模式。

　　對上述問題，岳陽市政協常委曾斐、王志龍在3月14日的市政協《社情民意》上發表了長達6頁紙的文章。文章中寫道：“不允許車輛的實際所有人依法依規上戶，卻支持校車公司與幼兒園簽訂‘違法協議’，然后冒名上戶，是‘行政亂作為’的典型。‘實際車主’和‘車輛登記的車主’是兩碼事，如何做到權責統一?”

　　岳陽樓區教育局安全辦副股長晏新文則解釋說，之所以采取過戶的方式系借鑒出租車、公交車的“掛靠模式”。按照車輛行業慣例必須過戶，如果不過戶，校車公司無憑無據很難監管校車。

　　岳陽經濟技術開發區教育局安全辦主任周建寧表示：“很多人覺得校車過戶了，公司剝奪了他們的資產。我覺得名義上過戶了，車主還是幼兒園的。就像公交車一樣，私人能營運嗎?私人可以買，卻不能上戶。”

　　事實上，“承包掛靠制”是國內出租車行業起步時廣泛采用的制度，即出租車司機將自行購買的汽車掛靠在出租車公司名下，并向公司交納一定的“車份錢”。此項制度一直以來飽受詬病。去年2月27日，交通部、人社部、中華全國總工會聯合提出要逐步取消“出租汽車企業承包掛靠制”，推進出租汽車行業“企業化經營、員工化管理”的經營模式。目前，全國多地都在逐步改善中。

　　那么，校車如果發生事故，責任到底由誰負擔?

　　周建寧認為此回答顯得自相矛盾。他認為，車既然交給校車公司管理，法人就是校車公司，從法律政策上由公司承擔風險;但從合同上的約定來看，卻由幼兒園承擔風險。

　　“強制過戶沒有法律依據。”湖南省委黨校教授王學杰表示，“教育局作為政府主管部門，其職責范圍不應當包括用行政命令強制要求幼兒園與校車公司簽訂合同(這應當是雙方自愿的市場行為)。對于市場主體而言，‘法無禁止即可為’;對于地方政府而言，‘法無授權不可為’。”

　　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長王敬波認為，強制過戶從法律上來說，涉及到產權管理的問題，所有權的轉移要堅持平等協商的原則，這是民事關系的基本原則，“強制過戶”顯然違背了這一個原則。

　　一位園長認為，校車公司成立以來，除了對駕駛員進行過幾次培訓以外，基本上沒起到太大的作用。“他們對校車沒來監管過，還導致我們無權處置校車，大大小小的事都要到公司蓋章，很繁瑣。”該院長還透露，幼兒園校車平均每輛每年虧損7000元，過戶產生的費用最后勢必會轉移到家長身上。

　　公司化管理模式的巨大爭議

　　晏新文表示，岳陽樓區專職管理校車的有3人，人手不夠，校車亂停亂靠。有的家長只需跨過天橋就可以把孩子送到校車上，但有的家長不會這么做，而是等待校車掉頭折返接走孩子，這就造成了交通擁堵。

　　“購買了符合標準的校車還只是校車安全的一部分，雖然目前校車事故驟降，但要想真正實現安全，還要依靠一個因地制宜的系統模式來支撐，包括駕駛員的管理、路權的保障、財政的支持等要素。”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袁桂林告訴央視網記者。

　　湖南根據省內不同的經濟情況，提倡兩種模式。“望城模式”即專營模式，組建學生用車專營公司，統一購買符合國標的客運車輛，專門承擔中小學生和幼兒接送業務，不參與其他營運;“溆浦模式”即客運模式，組建農村客運公司，客運公司在上下學時段統一調配車輛，其他時段參與線路營運。

　　在岳陽周邊區縣，最成功的是“岳陽縣模式”，其采取校車專營、公司化統一管理的運營模式，目前已完成校車停靠點標牌設置1236塊，被作為樣本在全國推介。

　　現實管理的狀況，周邊城市如火如荼的校車推進模式，以及來自上級的壓力，使得岳陽校車推進“公司化管理”顯得迫在眉睫。

　　晏新文表示，資金和人手是最大的困難。岳陽樓區和經濟技術開發區每年對校車的財政支出為100萬元左右，對每臺校車每年的補貼大致為3000元左右，而望城縣第一年就對校車投入了1000萬元，這在岳陽兩區看來遙不可及。岳陽樓區專職管理校車的有3人，人手不夠，校車亂停亂靠。他舉例，有的家長只需跨過天橋就可以把孩子送到校車上，但有的家長不會這么做，而是等待校車掉頭折返接走孩子，這就造成了交通擁堵。“有時候一個小區有四五輛校車去接，如果定好線路統一布局，可能最多只要兩輛校車。”晏新文說。

　　根據岳陽市中小學幼兒園校車管理工作領導小組的部署，要在2014年底完成校車管控智能化系統建設，實現學生上下車人數統計、車內狀況、校車行駛位置、校車車況等信息監控，并實時監控。以該小組下發的《岳市校車通[2013]2號文件》要求，所有校車均納入公司化管理。

　　岳陽的部署并非沒有依據。2013年2月，湖南省教育廳、省公安廳、省交通運輸廳等三個部門聯合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全省校車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按照“政府主導、部門監管、公司管理、市場運作”的基本思路，逐步實現校車運營管理的專業化和集約化，應全部納入校車服務公司或客運企業規范化管理。

　　王志龍認為，省、市兩項關于校車配備與服務提供的內容與“校車條例”相沖突。他覺得，“校車條例”第九條明文規定，學校可以配備校車。“這說明所有校車均納入公司化管理并非‘法定要求’，也客觀上剝奪了幼兒園可以配備校車的自主權。‘學校可以配備校車’就意味著學校完全可以自我服務，當然也可以自主選擇公司提供校車服務，無論是學校自我服務還是選擇購買公司提供的服務，都必須依法申辦牌證，遵守交通法規，只要不違法就是自由的。”王學杰對此解釋。

　　王敬波說：“管理方式首先要看是不是正當的，在當地是不是被大家認可的，兼顧多重目標的，在公平公正的原則上建立的。具體上校車配備多元化，校車管理也是多元化的，制定政策不能單向度的考慮，如果僅僅從政府便于管理的角度，可能提高管理效率還有很多方法，并不一定是這種。”

　　事實上，對于推行校車公司化的管理模式，各區的意見還不一樣。岳陽樓區認為，宏運校車服務公司擁有校車，管理比較好，給政府減輕了壓力;經濟開發區則認為，校車公司就不應該有自己的校車，只負責監管，否則校車公司為了利益，會犧牲校車的部分安全。

　　日前，央視網記者從湖南省教育廳獲悉，據湖南省人大向省教育廳反饋信息，“校車條例”湖南實施辦法已納入立法計劃，估計年內出臺，公司化管理的內容得到細化，可操作性強。

　　目前，岳陽市三所市直幼兒園已取消校車。在市校車辦科長李文正看來，只要校車走在路上就不安全，他希望哪天沒有了校車辦這個機構，也沒有了校車。而他的觀點并不被一些幼兒園園長接受，他們說：“國家都在鼓勵配備校車還立了法，這才是大勢所趨呢。”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幼兒園及園長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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