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湖南省岳陽縣筻口鎮的一起綁架殺人案件,經公安機關縝密偵查,于近日將犯罪嫌疑人抓獲,但被綁架的三名學生已不幸遇害。

　　三條幼小的生命逝去,人生遠未到綻放時便已謝幕,留給社會的只有無盡的反思。事發后,家長們對綁架發生時接孩子上學的校車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這一發生在上學路上的綁架案件前后大量細節表明,當地校車管理不力是犯罪嫌疑人得以一次性擄走三個孩子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們不會忘記,去年的平安夜,同樣有11個幼小的生命永遠不能平安。去年12月24日,江西省貴溪市濱江鎮洪塘村合盤石童家村小組一輛幼兒園班車側翻墜入水塘,致11名兒童死亡。近年來,各地因為校車所發生的安全事故、惡性事件屢屢見諸于媒體,奪走的生命、留下的教訓不可謂不多,甚至已經讓人們欲哭無淚。為什么這些血淋淋的事件會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當前校車管理中政府責任的不到位甚至缺失難辭其咎,強化校車管理的政府責任已經刻不容緩。

　　在校車安全事故頻發的同時,教育界的一個專門詞匯“撤點并校”逐漸為人們所熟知。撤點并校開始于2001年前后,隨著這一舉措在各地推開,農村學生上學路途過遠的問題越來越凸顯出來,撤點并校的本意是優化農村教育資源,主管部門也再三強調“不能提供校車服務的地方不能隨意撤并學校”,但是不少地方政府在這項工作上斷章取義不斷推卸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直至造成了今天危如累卵的校車安全局面: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積極地撤點并校,被認為是“旨在通過減少辦學點降低教育投入,方便管理”,只顧自身利益大搞“一刀切”;另一方面,對于撤點并校之后必須要解決的校車問題不聞不問,在資金和人員上均無顯著投入,各地如同此次岳陽綁架案中將校車包給私人公司的比比皆是。于是,在地方政府扭曲的撤點并校狂歡過后,校車安全成為了“沙灘上的裸泳者”。

　　2012年出臺的《校車安全管理條例》具有多重積極意義,真正讓校車管理走上了法治化道路,但仍然有一些問題亟待明確并落實,最為突出的就是安全事故責任主體不明確的問題。過去,在事故發生后,家庭和學校之外存在責任空缺,僅靠教育部門無力承擔責任。而在校車管理上,實行的是多部門共同管理、共同負責,在實踐中成為無人管理、無人負責,最后導致很多校車自我管理、自生自滅。

　　而在《校車安全管理條例》中已經明確,“縣級以上地方政府對本行政區域的校車安全管理工作負總責。國務院有關部門對校車安全管理履行統一指導、督促等職責。”但問題依然存在: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包括縣、市、省三級,究竟由哪一級來負責還是沒有明確。如果政府責任得不到制度層面的明確和強化,那么將很難真正扭轉現有的校車管理局面:事故發生前,投入管理得不到有效保障,各自為戰,負責任且財力雄厚的地方政府在校車管理上會有所建樹,而對于那些欠發達地區而言,缺乏剛性約束就難以保證有限的財力會投入到校車上來;事故發生后,同樣找不到責任主體來承擔責任,推諉、扯皮情況的發生幾乎是必然,難以有效預防下一起事故的發生。

　　鑒于上述情況,可以考慮將《校車安全管理條例》升級為校車法,用法律的形式來明確并強化政府責任并將問責落到實處,同時對校車的駕駛人員資質、行業準入門檻等多方面進一步規范。面對漏洞百出的校車安全,各級政府沒有理由再推卸責任,保護那些幼小的生命,任何一方都義不容辭。